不重视社会的法律参与和监督。

坚决落实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关于提升司法公信力，提出加强公正司法，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制度，规范司法行为，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等等。

公正是公信的基础，而公信力则是司法权威的前提。关于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关于法律实施，要求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保证宪法和法律的遵守和执行关于法律实施，要求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保证宪法和法律的遵守和执行。这些重要部署和要求，体现了党中央对推进依法治国的三个更加重视。

扞卫宪法和法律尊严，就是扞卫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让宪法和法律家喻户晓，促进在全社会形成宪法至上、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一般情况下，对大学的安全管理，政府所采取的做法是，不仅发挥大学自身安保机构和警方的作用，而且还积极扶持私人安保行业的发展，通过安保服务行业协会来规范安保公司的服务行为，由受雇于大学的安保公司为学校安全提供全方位的优质安全保卫服务。

因此，与其说是大学行政性规章因违法而无效，毋宁是国家立法没有兼顾自治分权而违宪。因此，在《行政处罚法》颁行后，大学保卫组织行使作为行政处罚权之一的治安处罚权，就必然因违背处罚法定原则而失去其法律基础。这样，两委在辖区秩序管理方面因措施软化处处碰壁。2006年，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抽样选取台湾大学等21所国立大学、淡江大学等7所私立大学共计28所大学进行考察分析，结果表明确定施用驻卫警察制度的学校有24所，占考察学校的85.7%。

4、执法权的最终剥离正是在上述立法背景下，1996年7月公安部发布的《高等学校公安机构体制改革实施办法》规定，对全国高等学校尤其是重点大学所设立的公安机构进行改革，改变其隶属关系，列入地方公安机关建制序列，所需编制列入国家公安行政编制，不再占用高等学校编制。而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条文逻辑和立法精神，上述规定所涉事项都与公共秩序有关，其执法主体应该是法定的公安机关。

[29]可不无矛盾的是，上述大学的规定，却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和《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不过，也有个别学校采取校园安保管理外包形式即所谓的外委保全或警卫外包，如私立辅仁大学、明道大学等。[18]参见董保城：《大学校长之家宅权与秩序权》，载《军法专刊》1991 年第6期，第31-35页。就治安执法而言，根据1986年《治安管理处理条例》的规定，大学保卫组织对治安违法案件只能实施警告和50元以下罚款的处罚权，被剥夺了拘留等处罚权。

这就要求国家在立法时必须给大学自治留下足够的立法余地和裁量自由，不能用国家立法完全取代和淹没自治立法，以国家行政吞噬和掩盖自治行政，从而消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应有界限。当时，耶鲁大学周边娼妓成灾、骚乱频仍，为了扭转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形势，学校从地方警察局借用了两名警察借助校方的管理工作，这也就成为美国历史上校园警察的雏形。与此对应，我国《刑法》第245、290、293条分别规定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破坏社会秩序罪。安保公司会根据受雇学校的服务需求和具体情况，制定详细的安保方案，承担包括人身和财产安全在内的各项安保任务。

[38]参见台湾地区内政部1929年制颁、2002年修正的《各机关学校团体驻卫警察设置管理办法》倪洪涛，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国大学公共安全治理机构的警察职权开始被逐步地不当剥离。

问题的关键是，这种被启动的警察权究竟是大学自有的还是求助于政府获得的，若为后者，势必存在一个国家权力和大学自主管理权关系的调处问题，一旦关系紧张或者发生冲突，又必然影响案件的及时处理和危险的适时消除，从而严重威胁广大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教学科研目的的实现。有立法权执行权的国家机关，没有落实法律的现实环境和可能性，而作为真正利害关系人的自治主体，却又因没有适当的创制余地和规制空间而只能望洋兴叹，进而造成自治领域内法律关系扭曲变形、乱象环生。

我们以英国、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例简单介绍如下，以便寻求规律、把握未来发展方向。各大学在设置驻卫警察的同时，一般还设置保安小队辅助驻警工作。合署模式和进驻模式的实质内涵是高度一致的，二者仅仅在国家警察机构与大学关系的疏密程度上显示其差异性。考察对象中公立大学100%施用驻卫警察，私立大学明确施用驻卫警察的占57.1%，明确没有使用的28.5%，考察未明学校1所，约占14%。这样，围绕真理探求而进行的自由阅读、生命跃动和论辩文明才能得以顺利展开。整体而言，大学治理的有序化和安全化仰赖于自律和他律两端。

[14]但法治的刚性要求我们不能停留于此、止步不前。一、新中国大学安全治理制度的历史沿革以大学警察权力消长为标准，我们可以将建国后我国以保卫组织为基础的大学治理体制的发展粗略地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不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即有限警察权时期和警察权逐步剥离时期。

该文件规定，对企业事业单位设立的公安机构原则上应予以撤销，其内部的治安保卫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本单位负责，可以恢复保卫处（科）或设立其他形式的内部治安保卫组织承担。21所公立大学每594名师生就有一个驻卫警察。

继承文革前17年的作法，校园警察在大学辖区内享有除危害国家安全罪侦办权以外的所有警察职权，即包括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执法权。更早的1991年在台大医学院发生的学生静坐案，也同样引发了学界对大学内部管理之独立判断权与警察权关系的学术讨论。

上述所有问题的症结，无不在于国家立法权和自治立法权配置上的错位与失衡。警力配置公立学校高于私立学校，配置警察数超过20人的学校有7所，全部是公立学校。据此，当学校行政大楼、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教育设施或场地遭受无论来自校外还是校内的非法侵扰而无法正常使用时，大学当局的行政主管或教师皆可行使家宅权——禁止麻烦制造者进入校舍或将已强行进入者予以驱逐，以达到正常教学科研秩序不受外界干扰之公共利益目的。其三，职权与警械配备。

大学的公安机构在业务上受上级公安机关管理，其他事务仍受大学当局的管理和领导，学校保卫部门的领导兼任学校公安机构的负责人。以淡江大学为例私立学校约2149师生有一个驻卫警察，台湾地区大学师生拥有驻卫警察率平均约为1.4‰。

基于此，当大学发生公共安全危机或校园秩序遭受威胁而又用尽一般自主管理权时，校长应有启动警力消除危险状态的权能，这也是教育实践的通常作法，自不待言。男性身高165公分，体重50公斤以上，女性身高160公分，体重46公斤以上。

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公安厅等部门关于高等学校公安机构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赣府厅发 [2005]26号）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高等学校公安机构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琼府办 [2003]25号）的规定精神，该种模式的特点为：其一，公安派出与学校保卫机构分别设立、并存不悖、各司其职。1927-1937十年间请愿巡警设置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自募驻卫警察。

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其一，重点大学维持现状，其他大学该如何处理、重点大学的标准又是什么？其二，维持现状、暂予保留意欲何指？维持和保留的仅是机构还是包括原有的警察职权？3、立法法治化的冲击1996年《行政处罚法》的颁布实施对于大学保卫组织执法权构成了又一个强有力的冲击，该法第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实施。（二）建立校园警察制是学术自由内在价值的必然要求大学是学者的学术共和国，而不是完全自由的法治飞地。[8]陈鹏：《昆明大学连续三起耳光事件引发校园暴力忧思》，载《云南日报》2005年6月16日。比如，根据英国1825年出台的的《大学法令》（Universities Act 1825），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有权任命20—30名警察（constable）并组建为校园警务大队（ constabulary）,警务大队的日常管理有学监(Proctor)负责。

又如《××大学入馆规则》中规定：在图书馆内随地吐痰者，罚款5元。抗战时期，大专院校大举内迁并开始设置校警。

（三）辐射模式辐射模式又称之为双轨制，典型代表是武汉市，该种模式是对1996年公安部《高等学校公安机构体制改革实施办法》文件规定精神的回应。1953年初，公安部成立了文化保卫局，并要求各大区、各大城市公安机关组建文化保卫机构，负责包括大学在内的文化部门的保卫工作。

[17]合署、进驻两种模式改革不彻底性的另一个面向，恰恰是其离校园警察方向还太远而不是相反。不过，学术界对此观点不予接受，有学者指出，如何判断政治的、社会的活动与学术研究或其成果发表之间的区别是困难的，如果这种判断权不在大学，而是由国家警察行使，势必有警察权滥用之嫌，从而侵犯大学的自主性。